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央视争议人物芮成钢回应我是一个挺真实的人图物流

发布时间:2019-11-29 18:24:24 阅读: 来源:美发剪厂家

央视争议人物芮成钢回应:我是一个挺真实的人(图)

“中国今天每一个长期在公众注视之下发声的人都会有自己的支持者、反对者,也会有人用非建设性的方式表达见解。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。现在中国有不同的观点和意见很正常,这是积极的,应该鼓励他们去说,他们去说话这个事情远比他们对我的评价是积极或是消极更重要”

5月26日,芮成钢在安徽大学和学生交流(吴芳)

2010年9月14日,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,芮成钢采访WPP首席执行官Martin Sorrell

芮成钢把采访安排在国贸附近,他朋友开的一个家居店里。因为和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施瓦布的会面,他迟到了半小时。他的日程是如此之紧,以至于《纽约时报》邀请他写专栏(向全球供稿,《纽约时报》本报和其辛迪加旗下媒体都可以采用),他都几乎没时间应付。“他们最早找的是我,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commitment(责任),因为每个礼拜都得写。我建议他们,有没有什么比较宽松的方式?后来知道他们建了一个portfolio(打包组合),有韩寒、胡舒立等,这样就始终有人从中国这边给他们写。”

他第一篇专栏写的是欧元,第二篇准备写美国大选,“一般常理来说,中国人写专栏都写中国的东西,说说中国这中国那,中国长中国短,分析分析中国的现状,好或者不好。我倒觉得,说说国际的东西挺好,让西方人看看一个中国人对国际事件的评价。为什么中国人一定要说中国的事儿?说中国企业改革?要说也行,但是从variety(多样性)来说,中国人说说欧元的问题,说说罗姆尼和奥巴马差别在什么地方,我觉得挺有意思的。”

两种语言的转换

人物周刊:从小接受两种语言的教育,对你思维方式有什么影响?

芮成钢:我在不同语境下会用不同语言去思维,这个确实是。如果是英语环境下的访谈或工作,我会用英文去思维。英语思维和汉语思维会有不同。

人物周刊:最大的不同是什么?

芮成钢:语言本身的不同,或者是语言本身承载的文化不同,所以分析问题的方式不同。

人物周刊:价值观也会不同?

芮成钢:嗯,价值观会有不同。但你得具体地说。比如我有时长时间在国外工作,那些天接收的信息都是英文形式呈现的,采访是英语进行的,那么那些天可能就是说话用英文,想事儿也用英文。

人物周刊:这样会不会造成一个结果,在外人看来,你的价值观是多面的、不容易统一的?

芮成钢:价值观很难说是多面的,一个人什么样价值观就是什么样的价值观,但我一些个人观念的形成肯定会受到这两种不同思维方式的影响。这个是肯定的。

人物周刊:你当初接触西方文学从简读本开始,主要是为了学习语言,会有一些背诵和引用,比如你在新书里说,以前读莎士比亚,读到“人生是个大舞台,我们都是演员”这句,觉得很有用,可以用在演讲等很多场合。从最早是一种工具化的引用,到后来转换成能够真正欣赏它们的内容,这种转换困难吗?

芮成钢:这得跟着时间来,小时候读的一篇文章现在读来可能完全不一样。这里面一个原因是我爸爸是中戏戏剧文学系毕业的,他是写小说写剧本的,中戏教的就是莎士比亚、莫里哀这一套的东西,从小我爸就在阳台上给我念这些,也念东方的东西,唐诗宋词啊,《聊斋志异》啊,这是一样的。小时候看林语堂的散文,看朱自清的小说,当时跟着时髦,别人都看《围城》我们也跟着看。现在再看完全不一样。你看英文小说,小时候可能是好奇、虚荣心,“我也能看莎士比亚了!”是吧,现在是不一样的感觉了。

人物周刊:大概是什么时候完成这种转换的?

芮成钢:我到现在还在转换当中吧,那些都是中国人称之为大师的作品,虽然英文中没有这个说法,里面都有很多的人生阅历、情感经历,我毕竟才34岁,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也不是说都能理解,还有很多事情在慢慢理解之中。

人物周刊:你现在对莎士比亚那句话怎么理解?

芮成钢:这句话其实有点像是《红楼梦》里说的“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,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”。这两句话很像。但Shakespeare这句话你要看上下文,我觉得现在很多引用都脱离上下文,自己赋予了新的意思。我觉得他没有曹雪芹那么消极,是个舞台我们都是演员在上面,可能还有一些强调共性的东西在里面,曹雪芹那个有更消极的东西在里面,相对来说悲观一些,看透了点。但你会发现,中文和英文世界有时惊人地相似,经典的成语、段子表达的意思是很接近的。

“中国的自尊自信往往来自不平等”

人物周刊:你在书里提到“如果进了一所综合性大学会是更好的选择”,这是从什么角度说的?

芮成钢:我很相信所谓“Liberal Arts Education”,大文科教育。我觉得中国人教育的一个遗憾在于我们过早把自己定型了。我们高中毕业很多人去学医,医生是个非常专业性的东西,你以后很可能就在这个职业一辈子做下去了,但你未必喜欢。举个极端的例子,小时候,我在合肥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大哥哥,暑假经常到我家里来玩,叫宁铂,在我们上学时是中国第一个少年大学生。天才,13岁上大学,中科大的少年班就是因为他创办的。他对我影响挺大,我小时候他总来跟我玩,给我做各种玩具。很多年后他跟我讲:“我觉得我就是个假冒伪劣。”他不喜欢科研,喜欢文学,很多年以后下海做了生意,现在出家云游四方,成僧人了。我觉得人是需要A journey of self-discovery(自我发现的旅程),这个旅程完成越早越好,人就活那么多天对吧,小于36500的天数,你早一点知道自己是谁,你剩下的人生就可以活得更准确。

人物周刊:那你读书时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吗?

芮成钢:我不知道。外交学院是个极其专业的院校,中国为数不多的部属院校。大学里不应该分那么多专业,十七八岁对自己了解很少,还不清楚自己要干什么。我在耶鲁的时候就非常羡慕那些本科生,下午可以打马球,晚上学中文,第二天早上去学西方美术史,下午学西班牙语,一天的生活非常慢,说得恶俗一点或者拽一点,真的是“徜徉在人类文明的河流中”,每天躺在那儿,被文化的东西所熏染,真的很美好,但我们大多数人就没有这样的幸运。

人物周刊:你在外交学院受到的训练是什么?

芮成钢:一个是语言的训练,外交学院语言要求比较高。还有就是当时外国政要来外交学院比较多,外交部安排他们的行程,需要到大学演讲就安排到外交学院来。在学校里经常搞接待,比如我印象很深的,当时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金里奇来,因为他有点儿反华,对我们来说接待有点像是政治任务,怎么跟他交流、他提到什么问题的时候怎么回应等等。这些经历和我后来的工作有关联。

人物周刊:90年代中后期的社会思潮你们在学校能感觉到吗?比如,那时候很火的《中国可以说不》?

芮成钢:我当时翻过,觉得那些话听着挺过瘾的,中国人听着就挺过瘾的,现在看那些话,觉得它打中了我们的某种情结,可以说是东亚病夫情结。我们是看霍元甲长大的,你是看霍元甲长大的吗?你是看陈真长大的吧。“东亚病夫”这话我只在中国听过,其他地方欧美国家包括日本没有这种说法,我们老给自己强化这种情结,然后就总想证明点什么,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从此站起来了。其实我们不需要太多证明。但你说有什么影响,我回忆不起来了。

人物周刊:这种机制好像是给这一代人心底下种了某些种子,我记得北京奥运会开幕式,那小姑娘一开唱《五星红旗迎风飘扬》,我就受不了了,哭了。理智上觉得自己傻,但控制不了。

芮成钢:对对对,我也差点哭。我当时在彩排现场,听这歌的时候,真站起来了,有那种感觉。但我觉得有这种感情很正常。我觉得奥运会对中国来说是个天大的好事,让中国的国际形象变得很积极,很多人对中国的印象是从奥运会之后开始改变的。但客观上来讲也有一些负面影响。其他国家会认为中国能把奥运会搞成这样,那绝对不是发展中国家,发达国家都搞不成这样,这么有钱、这么漂亮、这么豪华。比如你家请客吃饭请了三百多人,每桌都是两万的标准,你说你家是贫下中农、工薪阶层,任何人都不信。奥运会带来了西方国家对中国期望值和判断的问题,但任何好事都有副作用的吧。我很奇怪你为什么会问这个,你说那一瞬间我确实有同感。但我没觉得自己傻,我就是很激动地觉得我们站起来了。

人物周刊:但你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激动吧。

芮成钢:我知道自己在激动什么。因为确实感觉中国人站起来了。我小时候我们跟国外差距很大,我出国跟美国人讲,小时候家里妈妈从上海出差带回来巧克力,不是随便吃的,是我爸爸拿菜刀“啪”剁一块,一半给我姐一半给我,那叫ration,daily ration(限量供应)。有一天你觉得中国富强了,确实有成就感,你也不应该觉得傻。In spite of(尽管)中国有很多问题,你水平地跟别的国家比,确实还差很多,但你自己跟自己比,确实进步很多。所以我觉得那一瞬间确实该激动一下,有足够的理由让自己哭一场。

人物周刊:所以现在中国年轻人都处在这种情结、矛盾之中,一种自尊,一种想要国际化的焦虑。

芮成钢:我觉得这个跟教育有关。我老说中国的自尊自信往往来自不平等,不是平等,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“吃得苦中苦,方为人上人”,所以我们是功利性的教育吗?我们的自尊心很多来自我们比你们强,我们中国能办奥运办成这样,你们伦敦办不了,我们牛。这种自尊自信特别脆弱,因为总会有比你强的。

人物周刊:我记得你说过你第一次出国,去伦敦参加演讲比赛,晚上回来看到同伴在灯下背演讲,她说“感觉我们特傻”,你说你也有这种感觉,“他们不带我们玩儿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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